温州江心屿，有两座塔；永嘉罗浮山，也有两座塔。彼此隔着半条江，相距不足3公里。江心双塔的名气虽大，但历史却远不及罗浮双塔。罗浮双塔始建于西晋年间，比建于唐宋时期的江心双塔早了六七百年，其不但是温州最早的古塔、也是浙江最老的古塔之一。那么，古人为什么要选择在永嘉罗浮山建塔呢？
宋代罗浮塔碑上的“密码”
1986年，永嘉罗浮出土了一块北宋罗浮塔碑，灰黑色，高37，宽22.7，厚5.5厘米，刻有七行楷书碑文：“罗浮山，西晋元康五年曾立浮图，至大宋元丰甲子，得七百九十载，重建四圣塔，丙寅季冬工第二级。本乡檀越蔡仁贵、弟仁爽为君考六郎、妣亲陶氏烧砖四千片，结第二虎座。然‘元康’之号既得之于古砖，故蔡君之施不可不书”。
此碑刻虽然只有区区八十八个字，但信息量却很大。第一，西晋元康五年(295)，罗浮山就已经建有佛塔(即浮图)，距今已有1700多年；第二，七百九十年后的北宋元丰七年(1084)，罗浮重建佛塔，塔名为四圣塔；第三，两年后(1086)建到第二层，但皇帝老儿已从神宗变为哲宗了；第四，罗浮蔡氏兄弟，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也是孝子；第五，结第二虎座，似指西塔的塔基白虎座，可见罗浮自古就有双塔；第六，明代以来的罗浮望族是林姓，但宋代则可能是蔡氏。第七，塔砖上有西晋“元康”的年号。
浮图，亦称浮屠，乃梵文佛的音译，亦指佛塔。佛塔传自印度，呈覆钵形，用来供奉舍利、经卷或法器。公元一世纪，佛教传入中国并汉化，佛塔亦由覆钵形汉化为亭阁式、楼阁式塔，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砖塔，河南登封嵩岳寺塔就是楼阁式塔(密檐式)，建于北魏永平二年(509)。隋唐时期，浮图、浮屠皆统称为塔了。
檀越，也是梵语的音译，即施主。如晋陶渊明《搜神后记》卷二:“晋大司马桓温，字元子，末年忽有一比邱尼，失其名，来自远方，投温为檀越”。四圣，当指佛教的观音、文殊、地藏和普贤。中国的四大佛教名山，就分别供奉着四圣。可见，罗浮塔一开始就是佛塔，并且是温州最古老的佛塔之一。
虎座，或是白虎座的简称。“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于商”(杜甫《赠卫八处士》)。参和商是天上的星宿，参星属于白虎座，在西边；商属于青龙座，在东边。“结第二虎座”，似指西塔(龟山塔)的塔座，由蔡氏兄弟烧砖四千捐建。
西晋罗浮塔，温州佛教初传的产物
东汉明帝于永平年间(58-76)遣使西域求法，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始。《后汉书·楚王英传》：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图斋戒祭祀”，可见佛教最先为王室所尊奉。一个世纪后的东汉“桓帝好神，数祠浮屠、老子”，“宫中黄老、浮屠并祠”。佛教初传中国，其“待遇”与黄老(道教)是一样的，因二者均主张清静无为，赐福佑人，故而并祠。而佛寺和佛造像在中国的传播和兴起，则始于公元三世纪左右，从滇缅经四川到长江中下游的南传之路。“经来白马寺，僧到赤乌年”。三国吴都建业(南京)首现中国佛教艺术的第一个高潮，“始有佛寺，故曰建初寺，……由是江左大法遂兴”。据《重修浙江通志稿》，东吴赤乌年间(238-251)，佛教传入浙江，并建有9所寺院。虽然佛寺没过乐清湾，但这并不影响东瓯王国故地对佛教的接纳与吸收，并在发祥于永嘉的瓯窑青瓷上留下了鲜明的佛教烙印，尽管史籍上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流行于三国和西晋的明器青瓷堆塑罐，糅合了中国传统的神仙信仰和外来的佛教内容，故堆塑罐亦称神亭或佛亭。瑞安、瓯海、温州和浙江省博物馆所藏的三国瓯窑青瓷堆塑罐，其造型本身都体现了盛行于战汉的仙山造型，并塑有代表仙界使者和导引的青鸟，同时也塑有戴尖顶帽、深目高鼻的胡人，有的作礼佛状。这些来自西域的胡人，就是早期佛教的传播者，而且为数不少。同期的越窑堆塑罐，则普遍出现佛造像。
温州和瓯海博物馆所藏的西晋瓯窑狮形器，乃礼佛之器，因为外来的狮子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如佛祖被尊为“人中狮子”、“人雄狮子”，佛的坐席为“狮子座”；佛的说法，称“狮子吼”。三国吴青瓷上第一次出现的狮子，就是佛结跏趺坐于双狮莲花座之上。
1966年平阳种玉乡出土的西晋瓯窑堆塑罐，塑有代表寺院的方型塔式建筑和两尊佛像，这是温州西晋时期已出现僧人和佛教的直接证据。总之，三国-西晋时期，南传佛教已流传于东瓯大地，所以，西晋时，永嘉罗浮山出现佛塔(浮图)，并非天方夜谭，空穴来风，而是与当时温州(永宁)佛风南渐密切相关。永嘉李整舍私宅于郡城建崇安寺，则是史籍记载的佛寺建筑之始，时在东晋太宁二年(324)。
西晋佛塔，为什么选址于罗浮山
永嘉“罗浮山在江北岸，去城五里，有塔，一峰孤峙，半浸江中，麓有亭台故址，与孤屿相望”(《太平寰宇记》)。南朝《永嘉郡记》载：罗浮山“秦时从海上浮来”。唐代温州刺史张又新《罗浮山》诗曰：江北重峦积翠浓，绮霞遥映碧芙蓉。不知末后沧溟上，减却瀛洲第几峰。瀛洲，海上仙山也。“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显然，罗浮山与战汉时期盛行的神仙思想和海上仙山传说有关。
中国的罗浮山，以广东惠州的最出名，其名称之由来，《艺文类聚》卷七引《罗浮山记》中讲得很清楚：“罗浮者，盖总称焉。罗，罗山也；浮，浮山也。二山合体，谓之罗浮”。永嘉罗浮山，亦然，“浮山昔飞至，与罗合其巅”(宋叶适《自罗浮行田宿华严寺》)。从卫星地图上看，罗浮二山，一似龟，一似蛇，故永嘉罗浮山又称龟山和蛇山，“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广东罗浮山，为岭南第一名山和道教名山，属道教第七洞天，第三十四福地(永嘉大若岩为第十二福地)，秦汉时就以仙山著称。如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在蓬莱有三别岛，浮山其一也。太古时，浮山自东海浮来，与罗山合，崖巘皆为一......或曰：罗山亦蓬莱一股，故浮来依之。罗主而浮客，客蓬莱而依主蓬莱”。蓬莱，海上仙山也。《汉书·郊祀志上》：“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列子·汤问》则认为海上原有五座神山，其中两山不知飘哪去了，最后只剩下方壶(方丈)、瀛洲、蓬莱三山了。“罗浮银是殿，瀛洲玉作堂”(南北朝阴铿《赋咏得神仙诗》)。同样，永嘉的罗浮山，也被古人视为海上仙山，如清永嘉教谕陈遇春《罗浮双塔》诗云：“把麾何所往，海上有名山。潮落渔堪拾，云低雁可攀。一城仙岛外，双塔画图间。当路谁知已，天应赐我闲”。元代永嘉画家王振鹏的《瀛海胜景图》，就以写意的笔法抒发了文人士大夫的罗浮山愿景。
从六朝开始，在岭外文人笔下，罗浮山乃神仙之山、隐逸之山，并因此成为罗浮山的文学形象和文化符号。如谢灵运《罗浮山赋》：客夜梦见延陵茅山，在京之东南。明旦，得《洞经》，所载罗浮山事云，茅山是洞庭口，南通罗浮。正与梦中意相会，遂感而作罗浮山赋。战汉的神仙思想，魏晋的隐逸之风，在均寄情于罗浮山，从而使罗浮山充满了仙趣和玄意，并成为文人士子心目中乃至想象中的仙界和桃花源，以忘怀尘世的喧嚣与烦恼。如北宋苏轼：“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桔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南宋杨万里：“罗浮元不是罗浮，自是道家古蓬丘”。清朱彝尊：知是麻姑五色裙，罗浮山下曾相见。
诗圣杜甫也曾表达了对罗浮山的神往：闻道今春雁，南归自广州。见花辞涨海，避雪到罗浮(《归雁》)。宋德祐二年(1276)，文天祥辗转来温，寻找渡海南奔的宋室二王而未遇。他逗留于江心屿，遥望罗浮山，想起杜甫的这首诗，百感交集：万里风霜鬓已丝，飘零回首壮心悲。罗浮山下雪来未，扬子江心月照谁？
正因为罗浮山有着海上仙山与隐逸之山的物化形象和文化象征，所以当佛教传到浙南时，永嘉罗浮山就成为建造浮图的首选对象。张罗建塔的“主事”，则应是西晋元康元年(291)，因避战乱而南渡到永嘉楠溪江流域隐居落户的第一批北方士族。
东汉顺帝永和三年(138)置永宁县，县治在今瓯北。三国吴和西晋时期，永宁的隶属由会稽郡改为临海郡，但治所未变。从地理位置上看，彼时罗浮山虽然还在江中，与陆地分离，但相距不远，且临近县治，有地利之便。于是，南迁到永嘉的北方士族，就优选有海上仙山和隐逸之山意蕴的罗浮山建佛塔，期待以佛教的加持，籍以寄托自己远遁尘世，成仙得道的情感。这应该就是西晋时期，温州乃至临海郡最早的佛塔出现于永嘉罗浮山的原因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