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佛样，永嘉今犹存”，是陈从周的弟子、同济大学古建筑学博导路秉杰教授的名言，说的是由宋代中国匠人建造的世界最高级木构建筑“大佛样”——奈良东大寺南大门的建筑样式。在中国遗存的古建筑中，式样一致者，唯有永嘉花坦“溪山第一”门。

　　日本”大佛样” 出自宋人手”

　　日本古都奈良东大寺，属华严宗的大本山。日本谚云：“东寺之兴也天下之兴，东寺之衰也天下之衰”，足显其在日本至高的地位。公元745年，即大唐天宝四年，日本圣武天皇为镇灾祈福，仿造唐初山西临汾大云寺修建官寺(东大寺)，总管全日本的寺务。两年后，又于寺中铸造高达16米的卢舍那铜佛(洛阳龙门石窟17.14米高的卢舍那大佛，据说就是武则天依照自己的容颜所凿刻的)，并为此建大佛殿，高达47米，达到了木结构的极限，成为日本乃至世界上最大的木构建筑，

　　1180年(相当于南宋淳熙七年)，大佛寺毁于日本“治承之乱”。此后，曾三次入宋的日本高僧重源和尚邀请宋代明州(今宁波)工匠陈和卿，先后主持重铸大佛，重建了大佛殿和南大门，这种异国建筑样式就是日本所称之“天竺样”，后习称为“大佛样”。正如《日本建筑史序说》所载：“当东大寺复兴时，采用了宋国新样式，反映了日本建筑界第二次在大陆影响下出现的蓬勃发展的新动向。将东大寺这次所使用的式样成大佛样(天竺样)”。

　　虽然大佛殿于1567年(相当于明隆庆元年)再度毁于战火，但陈和卿建造的东大寺南大门却完好的保留至今，且特色鲜明，如使用水平贯通材——插拱，层层叠置，而且每叠一层即向前或前后出跳一次，用以支撑深远的出檐，最多达到六跳。因为是宋人所建，所以路秉杰教授于1980赴东京大学学习日本建筑和园林时，对此“大佛样”建筑非常感兴趣，回国后，就一直在各地寻找类似的建筑遗存。北方没有，南方的浙江杭州、绍兴、湖州、台州等地，包括陈和卿的老家宁波也没有发现任何踪迹。福建的福州、泉州、漳州也没结果，上世纪90年代初找到广州、梅州，后在潮州开元寺天王殿的斗拱上发现有连续六跳者，但可惜中间是隔断的，与日本“大佛样”不一样。

　　1996年，路教授找到永嘉，兴奋地发现苍坡村口保留有宋代(式)车门，是连续出四跳的插拱，加上、下昂就是五跳了，而且其下昂做法完全处于游离状态，与南大门的斗拱极其接近，更何况苍坡的规划就出自南宋国师李时日之手，时在南宋淳熙五年(1178)，与日本“大佛样”的建造时代几乎一致。前不久温州文博会永嘉厅的入口处，就采用了苍坡车门的造型。路教授在惊喜之余，来到花坦，见到“溪山第一”牌楼时，更是惊喜连连，因为该牌楼的插拱不多不少，连续出六跳，与日本东大寺南大门完全一样。

　　花坦古建筑 明代最风流

　　深秋时节，我特意叫上老同事、永嘉碧莲的建筑设计师潘海滨一起到花坦寻幽探秘。导航花坦，沿途又问了几次路，才找到“溪山第一”牌楼所在的花三村。尽管这里有省文保单位“花坦古建筑群”，分布着80余处古建筑，但却没有像苍坡、芙蓉那样成为古村游景区。其实，花坦的历史非常悠久，五代时期，永嘉尉朱兴(950-1038)任满后，没有回战乱中的福建老家，而是辗转寻到“山明水秀，禽鸟和鸣，林深谷邃，景物幽清”的永嘉珍川花坦筑屋定居，遂成珍川朱氏始祖。“花坦在四十一都二里钟山之下，前临大溪，名珍川，乃朱氏肇基之地，旧有花园，故名”(《朱氏合族宗谱》)。花坦在古代有“楠水乌衣巷”之誉，出过17名进士，8名举人，因功名而设立的牌坊就有11座之多，如“奕世簪缨”、“公直淳良”、“鸢飞鱼跃”、“为公宣力”等，惜多已湮灭。

　　花坦有一口圆形古井，井圈上依稀可见宋“宝庆二年丙戌七月中旬”的字样。明代是花坦的鼎盛时期，建筑遗存众多，如花一村的“宪台”牌楼，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六柱三檐木构建筑，出四翘双下昂，高近6米，本是大祠庙的一部分，系明武宗朝温州知府李端和永嘉知县刘经为前四川按察司佥事朱良所建，牌额上有“弘治乙丑(1505)腊月吉旦”落款，立于台基上的花岗岩方柱，有五跳出拱。朱良(1384-1470)，号静斋，初名良以，奉诏去以字，永乐九年(1411)中举，次年授盱眙县学教渝，1445年升四川按察司佥事，五年后乞归乡里，奉诏进阶为朝列大夫。汉称御史台衙门为宪台，如《二老堂杂志》：“宪台，御史台也......凡上官概称为宪台”。因朱良做过御史，故于其居处立牌坊以示旌表。

　　花二村有一座乌府，原名永思堂，三重檐五朝门，二进二廊合院，内侧天井中原有戏台，毁塌于20年前。“乌府”建于明正统年间(1436～1449)，为纪念山东道监察御史朱良暹所建。“乌府”，典出《汉书·朱博传》：“是时御史府吏舍百馀区，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后世便以御史府为“乌府”，御史台为“乌台”。如唐林宽：门掩清曹晚，静将乌府邻；清顾炎武：落照辞乌府，秋风散赤墀。乌府附近的古街上，还有一座近年重修的“乌府联芳”牌楼，唯花岗岩方柱和台基为明代旧物，由永嘉书画名家、乌牛林曦明题额。朱良暹(1390-1472)，号永思，珍川朱氏十五世祖，宣德五年进士，累官按察副使，刚直严正，归田后诏进亚中大夫，著有《出巡録》、《永思堂文集》。

　　花坦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当数“布衣状元”朱墨癯(1438-1519)，终生困于场屋而未仕，但满腹经纶，桃李芬芳，著有《钟山诗集》、《墨癯养拙集》20卷。乐清朱谏(吉安知府)、永嘉场王瓒(礼部侍郎)、王澈(兵部员外郎)、王激(国子监祭酒)皆出其门下，且朱谏与榜眼王瓒为弘治九年同科进士。朱墨癯过世后，朱谏曾谒花坦老师：蕙帐风情桂子秋，钟山月落草堂幽。鹤声半入青冥去，旧日门生已白头。朱墨癯裔孙、凤阳县令朱腆(1489-1540)特为之建“溪山第一”牌楼，匾额上的落款“东白山人”即为朱腆别号，但“溪山第一”传为明孝宗所赐。也许“溪山第一”的坊间传说，与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关系更为密切，花坦始祖朱兴，与朱熹同属福建南剑州(今南平)人，朱熹曾携弟子到仙岩寻访永嘉学派巨擘陈傅良，并留下“溪山第一”摩崖石刻；嵊州鹿胎山麓的清代“溪山第一”楼，也被传为朱熹之赞语。

　　“溪山第一”门 中国“大佛样”

　　与“宪宗”、“乌府联芳”牌楼一样，位于花坦西入口之处“溪山第一”牌楼也是六柱的，外侧为四角柱的门台式建筑，当中为两金柱的牌坊式建筑，二者组合在一起，就成了具有花坦特色的明代牌楼或敕门、门坊,且柱子皆为方柱。“溪山第一”门为单檐木建筑，台基由块石砌筑，瓦脊略呈弧形，两端无鸱吻，阑额与木柱交结处亦无雕饰。金柱前后置青石抱鼓，柱头插拱连续六跳，与日本大佛样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解决深出檐结构问题的同时，也解决了防风防雨的问题。插拱将柱子和斗拱串连成一个整体，大大增强了木头建筑物的稳定性，这也是独立于花坦村口的“溪山第一”门能巍然屹立500年而不倒的原因所在。

　　陈和卿生活于南宋绍兴嘉定年间，其留在日本的大佛样式建造技术肯定源自南宋或南宋之前，但在北宋官方颁布的建筑设计、施工规范《营造法式》中，对此技艺却只字未提，也未见相应的古建筑范例，这可能和《营造法式》所依据的多是中原地区的建筑有关，即大佛样乃浙江民间独创而未载。永嘉花坦以“溪山第一”牌楼为代表的明中期古建筑群的存在，证实了中国确实拥有日本奈良东大寺南大门的建筑技术，而且这种技术一直延续到明代并有所发展。换言之，“溪山第一”门的规模虽然远小于日本“大佛样”。但彼此的建造原理和原则是完全一样的。偏于一隅的花坦“溪山第一”门，竟然可与世界文化遗产“大佛样”古建筑联系在一起，绝对是值得永嘉人珍惜和自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