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的前身叫永宁，是温州最早的行政建制，县治在瓯北，史籍着墨寥寥，也没什么可辨识的遗迹。瓯窑，作为中国最早的窑场和青瓷之一，诞生于永宁，有望弥补永宁文史资料之不足而成为永嘉早期历史文明的芯片。
永宁县初立于瓯北
东汉顺帝永和三年(138)，析扬州会稽郡章安县之东瓯乡置永宁县，设永宁长、丞、尉，是为温州建县之始。县治设在贤宰乡(今永嘉瓯北)，“贤宰乡在县东北七十里，有浦通江达城，以旧永宁县初立于此，后与永嘉县分治亦在此，故名”(《温州弘治府志》)。东瓯乡的名称应承继自东瓯国，永宁县治或许就建在东瓯国都城遗址之上。“昔有东瓯王都亭，积石为道，今犹在也”(南朝《永嘉郡记》)。瓯北，无疑是温州历史上最早的“都市”和政治文化中心。
建安四年(199)和三国时期，相继从永宁县析出“三阳”(松阳、罗阳和横阳)。东汉末年(189-220)，烽烟四起，中原世族纷纷南迁避乱，并远遁永宁。三国归晋不久，中原大乱，西晋元康元年(291)，又有不少北方的世族大户南下落户永宁，令瓯北小城“蓬荜生辉”。怀帝五年，发生“永嘉之乱”，五胡乱华，西晋灭亡，衣冠南渡，大批北方豪门大族大逃亡，“洛阳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之六七”，南逃到永宁的亦不在少数，以致偏安于一隅的瓯北，“一片繁荣海上头”。由此可见，汉末魏晋时期，北方世家大族不断迁徙到永宁，为东瓯故国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文化和大量资金，推进了瓯窑的初创和发展。
东晋太宁元年(323)，永嘉建郡，领永宁、安固(罗阳)、横阳、松阳四县。尽管永嘉郡城在江南，但永宁县治却一直在江北不变，直到唐初贞观元年(627)为县治在江南的永嘉县所兼并。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永嘉百姓家。担任东晋永嘉郡守的不乏门阀贵胄子弟，如谢毅、王羲之、孙绰、司马逸(一说谢逸)等，从而为永嘉(宁)带来文化昌明，诚如明初温州知府任敬《温州府图志》所序：“尝考自东晋置郡以来，为之守者如王羲之之治尚慈惠，谢灵运之招士讲书，由是人知自爱向学，民风一变”。明永嘉赵见《王右军祠祭田记》：“晋穆帝时出守吾永嘉。政尚慈惠，民甚德之”。
温州最早的志书，系晚清辑佚的南朝《永嘉郡记》，汉晋史籍中有关永宁县的记述，仅有只言片语且语焉不详，但从发源于永宁的瓯窑器物上，却有可能解读出更多永嘉早期历史的信息。
瓯窑青瓷出永宁
瓷器，源出浙江。一部陶瓷史，半部在浙江。同样，一部瓯窑史，半部在永宁。《山海经》所述“瓯居海中”的“瓯”，尽管字面上是指“瓯越”分布的地理区域，但《温州通志》更倾向于是指当时的族群中心，“今临海永宁县，即东瓯，在岐海中”(晋郭璞《山海经注》)。按明代杨慎《山海经补注》所释“即海之岐流”的思维，“瓯”的中心区应该在“瓯水”(楠溪江)和“瓯江”交汇处的瓯北。作为族团名称的“瓯”，亦当得名于“瓯水”。“瓯维古国，因水著称”(孙诒让《永嘉郡记辑本·序》)。源自“瓯水”之畔的青瓷窑口，自然被后世冠之为瓯窑。
几乎在永宁立县的同时，千年瓯窑曙光初现，并由印纹硬陶发展为成熟的青釉瓷器。1985年，永嘉原东岸乡发现三处东汉中晚期的陶瓷窑址：芦湾村小坟山脚窑、芦田村殿岭山窑和箬岙村后背山窑，均处于楠溪江下游东岸的山坡上。虽然破坏严重，但仍能分出相对早晚，并可相互衔接。时间最早的是殿岭山窑，产品属几何印纹硬陶，以大型的罐、瓿、罍等器型为主，具有仿青铜器的倾向，纹饰多为三角纹、米子纹、水波纹、席纹、叶脉纹等，外表施以酱黑色釉。几何印纹硬陶主要流行于东南地区和珠江流域，以器表写实性的拍印几何图纹为特征。起源于商周，延续至秦汉，永嘉亦有所见，是古越族人的创举。印纹硬陶的器型和纹饰，反映了永嘉先民择水而居，已形成稻作农业与山地种植并重，采集捕捞、狩猎与家畜饲养并存的土著生活模式，并拥有纺织和装饰品制作技艺，但也明显受中原正统文化的影响。汉武帝时东瓯国两度举国内迁，经过200多年的繁衍生息和反向迁徙，永宁县在东瓯故国创造了瓯窑青瓷土与火的神话。
小坟山脚窑和后背山窑，年代为东汉中晚期经三国延续到西晋，保存着完整的由印纹硬陶向青褐釉不成熟瓷器和成熟青瓷演化的产品序列，后背山窑甚至还保留了龙窑遗迹。窑址中，既有仿青铜器型式的印纹陶器，也有以日常生活器物为主的青瓷，产品足可媲美同时代的越窑青瓷。东汉印纹硬陶和青瓷中出现的仿青铜器造型，应属祭祀器，是礼制文化意志的体现。可见，中原世族迁徙到永宁，对当地的文化影响力还是相当大的。陶器上的几何图案，则是原住民土著文化的特点，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结合，在发轫于东汉中晚期的瓯窑青瓷上留下了深刻印记。
三国的瓯窑青瓷逐步向生活实用器转化，并出现文房用品，如笔筒、笔洗、熏篮等。最能综合体现当时社会文化背景和制瓷工艺水平的瓯窑青瓷，非堆塑罐莫属，它不但是瓯窑断代(三国-西晋)的典型器和瓯窑走向成熟的标志，而且也是汉代神仙信仰和温州佛教初传历史的记录者和见证者。堆塑罐，源于东汉的五联罐，同博山炉一样，都与汉代盛行的“神山”信仰有关，塑有沟通仙界和人间的(青)鸟，“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三国吴晚期，五联罐“转型升级”为堆塑罐，并几乎无例外的塑有高鼻深目、头戴尖顶帽的胡人。胡人不远万里，来到永宁，旨在传播佛教。“经来白马寺，僧到赤乌年”。三国吴都建业掀起的中国佛教艺术的第一个小高潮，也波及永宁，但此时的佛造像尚未成为独立供奉的对象，只是被当作吉祥物出现于堆塑罐上，并与神仙信仰、丧葬风俗融为一体。三国吴浔阳城窑青瓷高背管虎形器出土于瓯北，说明永宁的当政者，确有崇佛倾向(详见2020年6月5日本报《六朝青瓷虎形器为何出在永嘉》)。
西晋瓯窑青瓷的最显著特点，是独立动物造型器物的大量出现，内容丰富，神态生动，如兽形虎子、蛙形水注、尖喙欲啼的鸡首壶、跪卧温淳的羊尊、糅合了辟邪样貌的狮形器等，充满了生活气息和世俗趣味。这正是魏晋风韵所强调的“以形写神”、“以物寓意”和“文质相宜”的美学观点和精神追求，再现了永宁庄园主阶级田园富庶、六畜兴旺的景象。青釉色的瓯窑，因契合魏晋尚青和玄谈的风尚而被溢美为“缥瓷”。符合时尚潮流的瓯窑青瓷的大量出现，说明永宁虽远离帝都，但绝非蛮荒之地，而且与京城和“老东家”会稽郡的越窑有着密切交往。元康五年，浙江第一座佛塔在瓯北罗浮山开建，就是这种交往、吸收和包容精神的物化表现(详见2020年7月24日本报《循着碑文“密码”解读罗浮塔》)。
东晋瓯窑，六朝青瓷不可企及的高峰
温州现存200多座古窑址，东晋仅存两座，皆在瓯北，即原罗溪乡启灶窑和原罗东乡黄岙村夏甓山窑，釉色莹润，褐彩惊艳。东晋瓯窑有几个特点，一是产量大，仅温州东晋墓葬中出土的瓯窑青瓷就有四五百件之多，帝都和京畿之地瓯窑青瓷陪葬品，也不在少数。镇江博物馆就专辟六朝瓯窑展柜，并成为省外博物馆之唯一。温州瓯窑学会曾统计过会员的六朝瓯窑青瓷藏品，东晋占46%。高产反映了社会环境稳定，不像越窑产地深受孙恩起义的破坏性影响，以致高端青瓷的订单源源不断地流入永宁。显而易见，永宁与帝都之间有畅通的交通运输和频繁的贸易往来。二是品质高，开创了成熟的釉下点褐彩技艺，并成为后世彩瓷的滥觞，“影响大大超越了越窑”(汤苏婴)。在2017年浙博举办的《青色流年-全国出土浙江纪年瓷特展》上，东晋瓯窑一枝独秀，如南京博物馆送展的两件展品，就是瓯窑褐彩青瓷，出土于荆州刺史王廙墓和右光禄大夫颜含家族墓，有意思的是，其后人还都曾出任南朝永嘉太守。三是富有独创性，夏甓山窑出土的青釉褐彩四足砚(残)，有“□□山者文□”铭文，似可说明瓯窑已成为士人的定制产品。浙博的国家一级文物牛形灯，镇博的二级文物卷曲尾饰鸡首壶以及温州民间所藏的仙人乘凤壶等，都是东晋瓯窑褐彩青瓷中的精品和绝品。四是中外交流成为常态，散点梅花纹褐彩青瓷钵(皖博藏)、十字点珠纹鸡首壶(温博藏)和羽枝纹褐彩鸡首壶(胡嗣雄藏)以及夏甓山窑出土的青釉点彩羽箭纹器盖(永嘉文物馆藏)等，都明显具有西域风，反映当年永嘉(宁)的海外贸易已呈常态。2018年在瓯北礁下村咸康三年(337)晋墓中出土的萨珊王朝磨花玻璃碗，就是明证。
东晋瓯窑品质的异军突起，与文化大家出守永嘉不无关系。正如明代文人参与家具设计、清代陈曼生参与紫砂壶设计而大大提升了产品的文化品味一样，永嘉(宁)的东晋士族也很可能对瓯窑青瓷的制作，有过指点和要求，毕竟永宁县治与瓯窑窑址相距不远。近水楼台先得月。正是由于社会稳定、文化昌明、南北融合、技艺创新，推进永宁所产的东晋瓯窑成为六朝青瓷不可企及的高峰。
